客居英倫那些年，開舊書店的老朋友威爾遜說有一位老教授一生研究戲劇，一生推崇十八世紀英國風俗喜劇作家康格里夫 William Congreve，誇說英文活得下去全靠這位劇作家在英文裏撒糖：「有了他，英國上流社會那杯苦茶才滲着些甘美的滋味！」有一回，威爾遜找出康格里夫譏諷世道的名著《 The Way of the World》要我看看。我不愛讀劇作，嫌囉唆，嫌造作，勉強快讀一遍，耍嘴皮子耍得刻薄，英國人讀了要拍案，我沒心思叫好。多年後偶然在美國報上讀專欄讀到康格里夫寫給人家老婆的信，戲言他一生恪守十誡，愛鄰人如愛己，為免玷上人妻，情願人妻先玷上他，那是兩碼事了："For my part I keep the Commandments, I love my neighbour as my selfe, and to avoid Coveting my neighbour's wife I desire to be coveted by her; which you know is quite another thing"。這句俏皮話盡見心思，只可憐康格里夫四十多歲眼睛半瞎了，改行到海關當檢查員。我想沈從文不屑寫這樣的信。老舍有這個本事卻說不出口。林語堂洋化，用英語吃吃人家嬌妻豆腐無傷大雅，黑字寫在白紙上林先生一定猶疑。文學從來宜悲不宜喜，悲情易寫，喜興難工，梁實秋《雅舍小品》那樣高雅那樣有趣的文學那是梁先生的獨門功力。老舍耍的嘴皮子隨口一拈即來，只是老先生似乎也不忘警惕自己不可過了分寸成了對口相聲。七十年代威爾遜店裏藏着一冊歷代英國葷笑話精選，賣得很貴，沒人敢買，翻開版權頁才知道是二十世紀初私人出版，手工只印十二本，傳世極稀，編者還誇口說伯納看過清樣差點乘興寫序！八十年代我在劍橋咖啡館跟戴立克他們聊天聊起這本書，座上一位新紮博士想要，戴立克打電話去問，威爾遜說賣給紐約書客了。博士拍腿三嘆：「那是文學啊！」他身邊漂亮的女朋友搔一搔長髮說：「那也算文學？我才是文學！」舉座一哄而散。
鮑威爾是 Lawrence Clark Powell。里奇是 Ward Ritchie。那篇壽序題為〈 A Requiem for Lawrence Clark Powell〉，里奇在他的私人出版社 Laguna Verde Imprenta用 Albion手工操作印刷機印製二十本單行本，人手線裝，我這本是他簽名送給 Gloria Stuart的題識本。全冊十四頁內文用古迪字體排版。古迪是 Frederic William Goudy，二十世紀初美國字體設計家，發明了一百多種活字字款，字字考究，遒勁美觀，講究書籍編排藝術的英美讀書人都讚嘆書法悅目，說古迪的美術字是美國書籍藝術史上的丰碑。手工操作印刷機真的很好玩，我少年時代玩過，就在老家工廠裏印刷室的那台小機器。大印刷機用腳踩，小印刷機用手按，是不是 Albion我沒留意。大印刷機靠滾柱上的油彩滾過電版打印圖案，一塊電版一個顏色，印完一個顏色換另一塊電版印另一個顏色的圖案，花草線條套準了，幾層工序終於印出七彩印刷品。小印刷機印單色單張最簡便，字版圖版都能印，只要字款漂亮圖案漂亮，印出來的單張幾乎都很典雅。腳踩的大印刷機速度快，人手一張接一張遞進機器裏手腳慢不下來。手按的小印刷機不催人，慢慢擺好紙張慢慢校準壓板慢慢打印都不遲。里奇這冊壽序活字的墨色非常勻整，棱角畢現，一定是精心挑了印得最合格的才用，難怪只能湊出二十冊。他用了圖畫紙那麼厚的紙張去印，效果好極了。畢竟是國際著名的書籍設計家、印刷家，里奇做的大小冊子得過無數大獎。
書房裏那些洋書也是她先生留下的遺產。聽說史特羅夫先生是中荷混血兒，阿姆斯特丹讀完大學到英國遊學，殖民時代在萬隆教藝術史，四十出頭車禍死了，書房裏掛的那張遺像帥得不得了。「你們猜猜史特羅夫先生最崇拜英國哪一位作家？」晚餐桌上她常常想念她丈夫。我們亂說幾位都不對。「是約翰遜博士！」她順口背誦一句約翰遜論酒的名言我們似懂非懂，幾十年後我偶然讀 H.Warner Allen那本《 A Contemplation of Wine》才想起史特羅夫太太說的是這一句。約翰遜說法國波爾多紅葡萄酒是孩子喝的酒，葡萄牙 Oporto深紅葡萄酒是男人喝的酒，立志當英雄的人喝的倒是白蘭地了："Claret is the liquor for boys; Port for men; but he who aspires to be a hero must drink Brandy."那年我們回家過聖誕前夕史特羅夫太太做了一桌好菜替我們餞行，她替我們每人斟了小半杯白蘭地：「為英雄們的前程，乾！」那是我生平喝的第一杯白蘭地。我那年十六歲。
華納．艾倫那本酒經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老書，七十年代英倫書報上寫酒的文章還常常提到他的大名，說他牛津出身，一生嗜酒，寫過七、八本論酒的書，書卷氣最濃的是這本論酒與文學的力作。我的酒量到老還停留在十六歲的境界。台南讀書喝兩口烏梅酒飄飄然，有一回喝多了大醉，差點睡在女生宿舍的傳達室裏。旅英數年啤酒灌多了學會一點層次，接下來餐桌上紅酒白酒淺淺呷了幾年也分得出一絲好歹。加冰塊的威士忌一度很喜歡，卜少夫先生請吃飯喝得最有趣，冰久了一點不烈。英雄酒白蘭地倫敦大冬天吃了晚飯喝兩口睡得香。近年葡萄酒當道，品紅成風，我想起艾倫書上說的一則趣事，說他讀大學畢業班那年牛津房間窗前書桌下藏着十二瓶 Chateau Lafite一八六四年精品，是身上最窮的時刻東拼西湊花一百二十先令抬回來的絕色。那天，學校裏幾個貪杯的魔鬼看他不在房間裏居然翻出一瓶開懷痛飲，喝完了還抱怨品質沒什麼了不起，說是頂多是一瓶紅得很像樣的紅墨水！艾倫說他一肚悶氣無處發洩，那天晚上又開了一瓶一八六四跟老朋友 Francis Tower Gray對飲。他們聊起格雷的恩師 George Saintsbury，愛丁堡大學教授，文學史權威，我只讀過他的英國小說史，後來聽說他是酒聖，寫了《 Notes on a Cellar-Book》。艾倫說他跟這位鴻儒通過信，領教了大教授手寫的字迹極潦草極難看，不輸大學問家 Andrew Lang。英國老朋友 Leonora的母親是 Lang氏家族遠親，他們家藏了一堆安德魯的著作， Leonora說簽名很像樣，題識那筆字確實有點嚇人。這位英倫大美人酒量如海，偏偏又愛喝 Port酒，說是晚宴後女士們避席補妝之際，她倒情願混在男人堆裏品嘗波爾圖酒。那時期英國幾家出版社印了好幾種彩色禮品書，配圖好，詩文多，講美酒的那本 Leonora說名句很多卻遠遠比不上中國那首約友人飲酒的詩動人，她說 Arthur Waley有英譯本他們存心不錄。我猜她說的是白居易那首「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讀了幾十年難懂的韻語，我們都偏愛淺白的詩文， Leonora隨口背誦得出伊利亞的小調："If ever I marry a wife/ I'll marry the landlord's daughter/ For then I may sit in the bar/ And drink cold Brandy and water"。
白蘭地加冰已然殺風景，白蘭地加水更傷神。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間我們回家準備到台灣升學，告別紅磚老房子的前一天史特羅夫太太一邊在廚房裏督導管家做晚飯一邊頻頻跑來提醒我們整理行李別落了不起眼的小東西。平日嫌她嘮叨嫌她煩，那天看她一臉憂愁我們倒有點心疼了。晚飯桌上她又給我們每人斟了小半杯白蘭地，也給自己弄了一杯還加了很多水：「我有病，今天不能陪英雄們喝烈酒了！」她說。蕭順棠一手搶走她的杯子一飲而盡：「有病，兩滴烈酒也不許喝！」他的荷蘭話從來沒有說得那麼標準，史特羅夫太太霍然站起來摟着順棠親了一下，湖藍的眼睛泛起湖藍的淚光。那天，我們吃了一頓最好吃的荷蘭大菜，喝掉一瓶最好喝的波爾圖酒，聽完史特羅夫太太最動人的愛情故事。「你們少年人不懂，」她說，「女人都是葡萄踩出來的佐餐酒，只有那顆心永遠是滿滿一杯白蘭地！」史特羅夫太太的英語也從來沒有說得那麼好聽。夜深了，窗外寒風蕭蕭，後園偶爾傳來幾聲蓮霧、芒果掉在地上的聲音，飄忽而沉實。書房裏的電唱機忽然傳來《 Auld Lang Syne》哀怨的歌聲，管家拿出史特羅夫太......
柳先生是最講禮數的長輩。燕趙兒女的豪情他熟悉，杏花春雨的婉約他看慣，西洋文化裏恪守本份的規矩他更掌握，跟他交往時時感受得到他的誠摯他的分寸他的體惜。聽說他原籍山東臨清，康熙年間的漢軍駐防正黃旗，舉家移居廣州，父親一九一四年北京海關學校畢了業在稅務處任職，柳先生一九一七年生於京城。他七歲進外交部部立小學，十二歲到上海讀東吳二中、光華中學，經常投稿林語堂他們編的《論語》和《人間世》。一九三五年考進北京大學國文系做了錢穆、羅常培、孫楷第的學生，年紀輕輕在蘇州出版《中國文學史發凡》。一九四六年到香港工作，任教皇仁書院和羅富國師範學校，寫古裝話劇《紅拂》、《湼槃》，和姚克合寫《西施》、《秦始皇帝》，和黎覺奔合寫《趙氏孤兒》。一九五七年柳先生寫佛教道教影響中國小說的論文《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一九六二年赴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從此四十幾年縱橫世界各地著名大學，開壇講道，名震遐邇。我寫英倫舊事的那幾本書柳先生讀了偶爾跟我談起他在英國讀書的往事：哪家圖書館哪些經典給了他什麼啟發，哪位大學者著述之餘有什麼癖好，羅素廣場哪家餐館的羅宋湯最可口，哪位中國學人喜歡吃什麼英國菜。我聽了甚覺有趣，請他為我主編的刊物寫些這樣的小品，柳先生答應了，說忙完手頭重頭論文「試寫幾篇」。可惜他的正規著述實在多得要命，連飛來飛去的旅途上他好像也在讀書寫筆記，我終於不忍心催促他放下正業替我寫稿：「真該謝謝你體諒我的難處了，」他說。他的國語不是京片子，是標準而動聽的老電影對白，咬字清晰，節奏緩慢，用詞典雅，他說那是早歲多寫白話劇本練出來的基本功。他的英語其實也這樣講究，英國腔，平實而不賣弄，在英國學院裏泡過的人聽了頗感親切。柳先生語言天份極高，上海話廣東話都應付得來，有一回還跟胡金銓說幾句四川官話，連蔣老先生說的奉化腔國語他也會，老鄉說的山東鄉音更不用說了。三兩知己吃飯聊天我常常看到寫小說的柳存仁，風趣，健談。
柯萊爾在倫敦肯辛頓公園旅館套房住了好多年了。丈夫去世，兒女成家，祖傳園林老宅太大太空，七十八歲老太太情願帶着保姆住進這幢維多利亞老客棧。套房佈置典雅，老宅裏幾件精緻名貴的老家具都搬過來了。平日保姆給她做飯，老太太偶爾也到旅館餐廳用膳，順便出門逛街曬太陽。兒孫假日來探望她帶她出去喝茶看戲。朋友不多，新寡那年向她求過婚的老史第芬老早搬到法國康城住，中過風，坐輪椅，全靠一位護士照顧。他忘不了老太太，老太太也忘不了他。他們通信不斷，小說裏這些信寫得真切，瑣瑣碎碎家常話，字裏字外悄悄滲着些難言的牽掛。我在亂書堆裏找到這樣一本小說，企鵝老版本，叫《 Madame Claire》， Susan Ertz寫的。蘇珊．厄茲是生在英國的美國女作家，二十年代寫出這本小說紅遍英美，老書評說她識破男癡女怨永遠不是播放同一支歌曲的音樂盒，是傳遞百般音色的樂器，斷斷續續傾訴百般滋味的愛恨。一九八五年企鵝慶祝五十歲生日出了一函新印的老書，選了一九三五年出版社開張出版的十本小說，厄茲這本《柯萊爾夫人》是第四本。
我這一代人幾乎都讀企鵝袖珍書長大。象牙紙橘紅框墨黑字的封面站着一隻小小的企鵝，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賣六個便士一本，五、六十年代頂多賣貴一倍。創辦人 Allen Lane說他硬把企鵝撒到報攤和平民百貨公司 Woolworth's去賣，開張十本小說五個月裏賣了一百多萬本。七十年代我客居英倫那幾年 Woolworth's好像不賣書了， W.H.史密斯倒還擺了許多企鵝。那時候老朋友老蕭倫敦家裏最多企鵝書，他誇說他從戰前買企鵝買到戰後，一本不缺！蕭家大書房一邊大書架擺企鵝，一邊大書櫃擺皮面裝幀的舊版經典，老先生南窗下書桌上還長年擺着一對丹麥燒瓷企鵝：「 George Orwell說讀者歡迎企鵝，作家討厭企鵝，還說文學普及當然好，書市規律從此亂了套倒霉的是作家！」老蕭向來討厭奧威爾：「我樂意花六個便士看書不樂意餓着心靈看月亮，不行嗎？」他說。倫敦那位新加坡華僑艾麗佳也是企鵝迷，家裏堆滿從小買到大的企鵝版袖珍書，她去世後她的英國丈夫安東尼在每本書上蓋了艾麗佳的藏書印，整批贈送給他們住所附近一家小圖書館留念。那是一九九四年的事。那年，我在香港半山園翁家裏認識一位高古玉器專家商先生，他告訴我說他六十年代在英國讀完書跟一位英國情人同居：「她在企鵝編輯部做事，家裏滿架子企鵝，我們分手的時候那堆書全留給我，我捨不得丟全運回來了！」商先生願意把那幾箱企鵝送給園翁消遣，園翁搖手婉謝：「一親手澤乃老兄耕耘的酬報，老夫豈可憑白添香？」商先生彬彬長者，和靄可親，我玩膩了明清白玉改玩高古玉器全仗他指點，記得家裏那件戰國三才瑗是他領我入門的敲門磚，從鑑定到議價到成交他都陪着我。「《爾雅》裏說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沈從文先生用白話譯解過這段話：孔小邊大名叫璧；孔大邊小名叫瑗；孔和邊相等，那叫環。商先生說我這件瑗近似《玉律》裏說的戰國器中脫了胎的三才瑗，呈半透明，玉性非凡，至為稀見：「三才者，兩面各雕為三稜，俗稱天、地、人三才。玩玉家要追求這樣的古玉境界才叫高！」
一九九七年了，商先生商夫人帶着兩個孫兒遷居英國，一邊陪孫兒讀書一邊玩物養老，二○○六年謝世。「老商真是至情至性的人，」園翁說。「他家那堆企鵝他又運回英國了，還說鄉居無聊，那幾年一本一本讀，竟然全數讀完了！」園翁跟商先生五、六十年代同期留英，見過那位英國情人，說是秀麗極了，帶着《後窗》裏 Grace Kelly的三分清韻。相識的朋友卻說商先生越老越像顧維鈞了，一派外交官氣度，有一回在美國什麼東方學會演講中國古代玉器，台下一位紐約貴婦着了迷死死纏了他一個星期，天天拉他陪逛古董店花了幾萬美金買了幾件高古玉器。這段艷聞園翁問過商先生，商先生拂袖一笑，不答。「那是操守，」座上一位洋教授的臉笑成一幅俏皮的漫畫。「商先生高尚，打死也不會 kiss and tell」！我想起商先生有一天教我賞玉，說冰清玉潔的白玉索然無味：「人不可以無癖，玉不可以無沁，沒有在泥裏土裏熬過的玉器那簡直是沒有動過情的女人，多掃興！」
柯萊爾是動過情的女人。蘇珊．厄茲那本《柯萊爾夫人》收尾寫史第芬終於從康城回倫敦看望柯萊爾。他是柯萊爾丈夫羅伯特的老朋友，從小一起玩，一起追求柯萊爾。柯萊爾的父親喜歡羅伯特機靈能幹，嫌棄史第芬急躁淺薄，勸他多讀書，多學貴族子弟流行的 Grand Tour到歐洲各地行萬里路。柯萊爾心中愛的從來是史第芬，到他動身歐遊前夕還在等他向她求婚。史第芬臨走的確寫了求婚信差人送去柯萊爾家裏，羅伯特在門口偏巧遇見信差，收了那封信佯稱替他交給柯萊爾。那天，柯萊爾等不到史第芬的消息認定史第芬不想娶她，橫了心點頭許給羅伯特。史第芬等不到柯萊爾的回音也錯以為她愛的是羅伯特，從此獨身不娶。羅伯特和柯萊爾成了家，他們三個老朋友依然是老朋友。羅伯特的事業扶搖直上，最後當了英國駐意大利大使，晚年病床上才把幾十年前史第芬那封信交給柯萊爾。柯萊爾黯然失落了好幾天終於原諒了羅伯特，靜靜陪着他陪到他去世。辦完喪事史第芬再一次向柯萊爾求婚。她忍痛拒絕：他們都六十多了。史第芬萬念破滅，拋下英國到美洲去了十年，年老多病隱居康城才跟柯萊爾又頻頻通信。小說淡淡敍述史第芬跟柯萊爾在肯辛頓公園旅館套房久別重逢的情景。柯萊爾默默掀開一個精緻的盒子把幾十年前原封未拆的求婚信擱在史第芬手裏。史第芬愣了一下把信又遞回給她："Read it, my dear, now," he said."Veux tu, toi?"那年九月倫敦郊區秋陽似酒，蘋果蜜梨紛紛飄香，風過處玫瑰、雛菊、大麗花也開得比往昔嫵媚：柯萊爾和史第芬搬進那幢山鄉小築過着脫了胎的歲月，熒熒然像稀世的古玉。
美國幽默大師瑟伯 James Thurber晚年雙目失明還搭上《紐約客》編輯部女秘書。他那幾年是總編輯，進出要做雜務的後生帶着，有一陣子他身邊那位後生竟然是十八歲的卡波特 Truman Capote。卡波特出了名之後回憶說，他那時候在美術部聽候使喚，帶瑟伯去他女朋友香閨幽會是他份內的差事：「那女的醜得要命，」他說。「老頭風流，活該！」還說他的任務是枯坐卧房外等老頭完事替他穿回衣褲。「自己脫衣服他沒問題，穿衣服不行，過馬路更不行。他老婆海倫早上替他更衣記得住他那天的一身裝扮。」卡波特說。「有一回我穿反了老頭的襪子，回家一定是海倫跟他吵了一架，第二天老頭冲着我大發脾氣，說我存心害他。」好久沒有讀瑟伯了。早年喬志高先生勸我讀，零碎讀了覺得有趣， Danny Kaye演他筆下的 Walter Mitty尤其可喜可嘆。卡波特我也淺淺讀過一些，才華了不起，先讀夜樹《 A Tree of Night》短篇才讀蒂梵尼早餐《 Breakfast at Tiffany's》，也許電影裏夏萍演的 Holly Golightly實在俏，我偏愛蒂梵尼這個一百十來頁長的小說，紐約味道濃，佈局講究。女主角郝麗說她喜歡年紀大些的男人，說她見過名作家薩羅揚 William Saroyan，一點不老。她問海明威多老？卡波特說四十幾。她說好極了：男人四十二歲才好玩。「毛姆多大了？」她問。「不太清楚，該也六十幾了。」她說那也不錯：「我還沒有跟作家上過床呢！」寫蒂梵尼那年卡波特三十不到。
是英國老朋友戴立克談起卡波特我才想起卡波特。戴立克那幾天到紐約談生意，半夜三更來電話說他寄住朋友的老公寓，又小又舊，很像《蒂梵尼早餐》裏的紅磚破樓，古董老家具也像，紅色天鵝絨沙發十足英國舊火車的廂座，拉毛粉飾的幾堵牆褐裏帶灰，連浴室花磚也燒成古羅馬廢墟圖案，長窗外只見太平梯和後院外巷子裏的老樹：「絕對是戰前的古迹！」他說。「可惜街名不叫 Lexington Avenue，我也找不到 Joe Bell開的小酒館，樓下住的更不是郝麗，是個永遠皺着眉頭的徐娘！」戴立克說朋友好心替他省錢讓他寄宿在這樣一間古迹裏，裏頭藏書倒不少，發了財人搬走了書不搬，說是想找人把小公寓改裝成藏書閣。「剛到那天晚上下了一場大雨，我睡不着，想看書，書架上挑出《蒂梵尼早餐》讀到天快亮才迷迷濛濛睡着了，夢裏飄着一張張夏萍的臉，美死了！」他說房子裏全是我們這一代老派人讀慣的老書，一本新書都不藏：「太妙了！」六十開外都是老頑固，讀來讀去還是老書好，讀一遍年輕一遍，英國老書回味完了連美國老書也顯得像老街老樹老房子老隣居那樣親切：" I am always drawn back to places where I have lived, the houses and their neighborhoods"，《蒂梵尼早餐》開筆這樣寫。紐約畢竟還留着胡適之那代人熟悉的老街景。倫敦也留着陳西瀅的腳印。巴黎更了不起，老房子外売政府都不讓動，裏頭愛怎麼翻新都不要緊。前幾天斗室找書竟然掉出兩本老古董，一本是 Katherine Anne Porter的《 Flowering Judas》，一本是 Sherwood Anderson的《 Winesburg, Ohio》。泡特這本中文譯本《盛開的猶大花》是我早年編校的；安德森那些年大紅大紫，費茲傑羅卻說他文筆亮麗無雙，內涵空洞無稽：" the possessor of a brilliant and almost inimitable prose style, and of scarcely any ideas at all"。戴立克來電話那天深夜我在翻俞曲園《春在堂隨筆》找一段記憶中的材料，一套三本線裝，開本小，字也小，眼都翻暈了還找不到我要的段落。曾國藩寫的春在堂匾額彩照收存了一幀也找不到了。歲數大這些瑣事都漸漸漫無頭緒。十九世紀中葉禮部複試，曲園一句「花落春常在」大受主考官曾國藩賞識，列為第一，二十年後曲園請曾國藩寫那塊匾。那天中午內地朋友剛來信說他碰到一件曾國藩寫給俞曲園的條幅，我納悶半天，總想着曲園似乎評過幾句曾國藩的字。
美國加州一位書商把一幢老穀倉改裝成一家舊書店。這家紅穀倉書店 Red Barn的老闆說，他每天早上打開倉門讓朝陽照亮倉裏一排排書架，接着打開信箱捧着一堆郵件坐在辦公桌前拆信讀信，他們家幾個小孩在倉裏倉外追逐嬉耍。
不久，太陽漸漸升高，書倉裏陸續來了幾個找舊書的書客，他心中一陣歡喜，感念這樣的歲月畢竟也是美好的老歲月：" These too are the good old days"！許多年前老朋友簡妮帶我去逛過一家貨棧改裝的舊書店，好像不是 Red Barn了。是初秋，午後林蔭老街微風習習，路人疏落，連書倉裏都闃無人影，風過處只聞到一絲絲卷帙的香氣。我挑了兩三本書四處張望找不到付錢的櫃枱。簡妮高聲喊人。書倉盡頭辦公桌上高高的書堆裏應聲鑽出一張蒼老的臉：「找不到初版莎士比亞了吧？」老頭陪着笑臉蹣蹣跚跚走過來打點。書真多，合心意的反而少，不像倫敦巴黎紐約舊書店家家藏着一些鎮店寶書，賣裝幀，賣題識，賣孤本，賣編號，賣插圖，賣考究的手工冊頁。加州地大書雜，舊書業賣的似乎是泛黃的商機不是燙金的舊夢。「剛收到一部斯坦貝克的《人鼠之間》，初版，簽名，書衣完好，想過過目嗎？」簡妮驚喜。老頭轉身隱入陰暗的角落捧出斯坦貝克。簡妮輕輕翻了翻：「價錢？」老頭豎起一個手指：「連新配的燙金硬盒，一千三！」簡妮扁着嘴瞄了瞄老頭花花的鬍子：「我得籌夠了錢才敢再來。」過了七、八年品相那樣好的《人鼠之間》上萬美金算客氣：「這樣的歲月畢竟也是美好的老歲月！」老頭陪我們在書倉前院的老樹下抽烟斗聊天。他說他後院七、八株果樹今年大豐收：「書店很快要兼賣家庭工業生產的果醬了！」
舊書店花樹成林，鮮果製醬，殊不多見，可以寫進《兩般秋雨盦隨筆》了。《兩般秋雨盦隨筆》寫〈種字林〉一則，說江都吳園次太守解組歸田，貧困不能自給，女婿江辰六為他築房舍，題名「天地間屋」，粵東制府吳留村又贈錢給他買一座廢園，從此求太守吟詩作文寫字的都送花木為潤筆費，過不了幾個月，花樹果樹悠然成林，廢園索性題為「種字林」。簡妮是美國人，聽了這段故事大感新奇，說是穀倉貨棧舊書店兼賣果醬改名「種書園」一定興旺！那年聖誕節，她真的給我寄了兩罐果醬做禮物，不是舊書店出品，是舊金山她老爸寓所後園梨樹杏樹秋收做出來的珍品，罐子上繫着小紙牌印着小紅字" Life is all jam"。《兩般秋雨盦隨筆》是清代梁紹壬寫的一部筆記。梁紹壬字應來，號晉竹，錢塘人，生在乾隆，卒於道光。我少小時候愛讀明清筆記，父親書齋裏滿架子線裝舊版幾乎讀遍了，好看的看幾回，沉悶的翻兩下不看。台南求學時期我貪玩集藏許多紅豆，一年暑假到台北小住，父執宋燼餘先生知道了送了兩枚給我，殷紅奪目，十分稀罕，說是早歲家鄉福州老家的舊藏，還說「書似青山常亂叠，燈如紅豆最相思」他讀了《兩般秋雨盦隨筆》才曉得出處，囑咐我課餘細讀這部好書。回台南一查，梁紹壬說他姑丈葛秋生齋中懸掛的正是這付佳聯，說上句「青山」是葛秋生自擬，下句「紅豆」是許滇生所對：「姚古芬丈贈秋生句云：『名士青衫千日酒，故人紅豆兩家燈』，上句豪宕，下句情摯」。那年暑假臨尾一個星期我用心重讀整部《兩般秋雨》，滿心歡愉，從此逛書店看到不同的新版舊版都買，寢室簡直快成「百」般秋雨盦了。
洛杉磯紅穀倉舊書店老闆是居德隣 Jacob Zeitlin，美國出名的舊書商、出版商，學問大，頭腦精，文章妙，一九五○年 Lawrence Clark Powell小冊子《 Recollections of an Ex-bookseller》是他編印的，還寫了短序，通篇清純得要命。鮑威爾剛出校門做過居德隣部屬，管文書，管圖錄，管櫥窗，管善本，上半天班，下午回家寫作，熬了幾年熬出頭，當上洛杉磯加州大學圖書館館長。他們那一代藏書家都擅寫書話，文筆婉順，居德隣零星散篇多，鮑威爾愛寫單篇的小冊子，我幾乎收齊了。還有一位 Ward Ritchie也出色，舊書業大龍頭，帶鮑威爾入行，美國 Oak Knoll書店新一期圖書目錄裏錄了他的一冊薄書，一九八六年為鮑威爾八十歲生日寫的憶往小品，只印二十冊，扇頁有他的親筆長題，標價不菲，害我又想要又遲疑。這樣的傳記文學小冊子印得絕少，很快絕版，我迷了大半輩子還在迷，陸續集藏過不少，幾年前簡妮說美國一位藏書家重金搜獵，她挑了我藏品中的十多冊高價轉賣，狠狠替我賺了一大筆外快！在西方，只有文章大家才敢出這般精緻的單篇小書過過癮，要手工印製，要量少價昂，紙張、字體、裝幀都有講究，有名堂，那是兩般秋雨別饒逸趣了。
